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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帝朱由检，在我国历史上的历代亡国之君中，是非常受后世舆论同情乃至赞扬的一个。不仅明朝遗民，就连清朝官方编写的《明史》也称颂他，“承神（宗）、熹（宗）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太平”，“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勤惕励，殚心治理”，“蒙难而不辱其身，为亡国之义烈矣！”这样的评价，简直可与开国皇帝朱元璋媲美，较之商纣王、隋炀帝之流，真有天壤之别了。
看到这有些人就有点糊涂了，明亡清兴，明清双方进行了几十年你死我活的战争，清朝官方为什么要如此颂扬死对头明朝的皇帝呢?其实答案很简单，清朝要让李自成来背明朝灭亡的黑锅，而把自己打扮成为明朝复仇的正义形象。
清王朝虽早有入主中原，定鼎北京之企图，但捷足先登的却是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而且还迫使崇祯皇帝上吊自杀。于是，清朝便打着替明朝复仇，替崇祯帝复仇的旗号，从李自成手中夺得北京，进而一统天下。由于崇祯帝不是死于清朝之手，清朝又一再宣扬是李自成灭亡了明朝，因此他们没有必要像历代新王朝一样贬低前朝亡国之君。相反，越是抬高崇祯帝的形象，越能起到团结、安抚前明官僚士绅的作用，越能显出清朝入关“为崇祯帝复仇，讨平流寇”的“伟大”，越能得出出“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的结论。因此，他们何乐而不为呢?
不过，崇祯皇帝真如清朝官修《明史》所说那么高大吗？他真的是生不逢时的“悲情明君”吗？也就说，清朝塑造的崇祯帝形象真的符合历史事实吗？
崇祯帝本人如果地下有知，显然会非常认同清朝对他的这番评价。自从登基为帝后轻松消灭权倾朝野的大太监魏忠贤，崇祯帝就对自己的“天纵英明”非常得意的。皇帝如此英明，却内忧外患、国事日非、遍地饿殍、兵荒马乱，那就全该由老天爷和臣下负责。崇祯帝为此喜怒无常，对臣下惩罚严酷，十七年间换了五十多名宰相，死于非命的大臣难以计数。直到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帝跑到煤山上吊之前，还恨恨地大骂“诸臣误朕”，自称“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文臣个个可杀 ”。但对于平民百姓，据说崇祯帝给李自成留有遗言，“勿伤百姓一人”。
但是，当时的明朝百姓对这个临死前还挂念他们的皇帝却并不怎样恭维。李自成发布檄文，痛斥崇祯帝“昏主不仁，宠官官，重科第，贪税敛，重刑罚”。张献忠更曾布告两湖，把崇被帝斥为“朱贼”。平民百姓更有把崇祯年号骂为“重征”，也就是征收赋税极重。
那么，崇祯帝到底是清朝官方所说的“盛德度越千古”的英主，还是明朝百姓斥骂的“重征昏主”呢？
清朝称颂崇祯帝英明，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不像祖父万历帝、哥哥天启帝那样不理朝政，因而有“沈机独断”的美名。但问题是，崇祯帝虚荣心极重，一方面刚愎自用，独断专行，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承担决策的责任。他常常授意臣下提出一些担风险的决断，一旦成功，自然是他的“天纵英明”，一旦出事，秉承其旨意的臣下便成了替罪羊。典型的如崇祯十五年，崇祯帝为摆脱两面作战的困境，授意兵部尚书陈新甲暗中与清议和，事泄后舆论哗然，崇祯帝即处死陈新甲，把一切都推在他身上，并打肿脸充胖子地断绝了和议。
由于他一贯朝令夕改，不负责任，饰非有术，诿过于人，结果把满朝大臣都训练成了只唱高调而不敢提出实际建议的圆滑官僚。崇祯十七年初，崇祯眼见农民军逼近北京，想弃关外土地，把防御清兵的吴三桂部调来对付农民军，但又死要面子，于是故技重施，授意臣下提出这个建议并为他承担责任。没想到大臣们都学乖了，个个装聋作哑，无人理会他的暗示。崇祯帝硬着头皮拖了一个多月，眼看危局日近，急得像热锅上蚂蚁，终于顾不得脸面，恨恨地把臣下痛骂一顿之后，自己做了调吴三桂入关的决定，然而这时已来不及了。
崇祯帝对臣下如此玩弄权术，怎能得到可用之才？这就难怪他觉得臣下都不可信任，明知“阉党”可恶，还要用宦官去监视大臣。像袁崇焕这样的抗清名将，皇太极略施反间之计，就假崇祯帝之手把他除掉了。幸亏嘉靖、万历这些昏君不像崇祯帝那样“英明”，否则戚继光、张居正等辈能否善终也很难说了！
虽然对大臣刻薄猜忌，但崇祯爱民，倒真不只是嘴上说说，这首先表现在节俭。他不仅生活上节衣缩食，而且对国家经费的开支也很“节省”。只是这种“节省”，并没有让老百姓享受到什么好处。崇祯二年，为“省”下几十万两银子而裁撤驿站，结果是使成千上万的驿卒失业，被迫造反。崇祯四年，大批起义的饥民接受招安，不少官员吁请朝廷予以赈济，“节俭”的崇祯帝扭捏着才批了十万两银子，结果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受招抚的饥民在灾荒中无法求活，不得不再次“作乱”。至于克扣，拖欠军饷造成哗变的事，那就不胜枚举了。
当然，崇祯皇帝也有难处，他在位期间几乎年年哭穷，赋税加派一加再加，从快饿死的百姓嘴里“节省”下越来越多的钱来还不够，又多次号召皇亲国戚、勋贵大臣，要他们“急公忧国”，捐助饷银。但他们个个叫穷，一毛不拔，崇祯帝的岳父周奎被纠缠不过，暗中向女儿周后求助，周后偷偷送他五千两银子，周奎不仅一钱不出，还把女儿送来的银子扣下了两千两，只拿三千两“捐”了出来。后来李自成进京，把周奎抓来“拷掠”，光现银一下子就抄出来五十三万两！当时贵族中像这样要钱不要命的守财奴比比皆是。如宗室楚王、蜀王等，都是坐拥满库金银于围城之中，任凭官属哭求，决不肯出一钱帮助守城，结果城破后人作了刀下鬼，钱财也为农民军所得。为什么这些贵族吝啬到这种地步?原来他们有崇祯帝这个榜样。
崇祯年间户部以饷银不济，多次请皇帝动用“内帑”（皇帝私人金库），崇祯帝都苦着脸说是“帑藏如洗矣”，甚至有时还当庭挤出眼泪来。北京城破前夕，大臣李邦华再次苦劝他说：“国都快亡了，皇上还吝惜这些身外之物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今日之危急，皇上就是尽捐内帑，也怕来不及了！天下之大，保住它还怕没有钱吗?就怕它要落入他人之手了！”但是崇被帝仍然舍不得掏腰包。结果李自成进京后，缴获的宫中“内帑”多达白银三千七百万两、金一百五十万两，相当于全国三年的田赋收入！如此“节俭”的皇帝，也真是“英明”得可以了！
虽然守财而死，但崇祯帝最终选择与国都共存亡，是他最得明朝遗民和清朝官方颂扬的一点，也因此得到了“天子死社稷”的美誉。但实际上，崇祯帝并没有那么强硬。早在大顺农民军东渡黄河之初，他就想效法唐玄宗溜之大吉，并多次秘密召见主张南迁南京的大臣李明睿，商量南逃计划。崇祯帝难得敞开心扉直言，“朕有此意已久，无人赞同，所以拖到现在，怎么办呢?”这时离农民军攻克北京尚有两个月之久。但是，崇祯帝这次仍想让诸臣替自己撑面子，让他们提出南逃建议，而大臣们偏又不敢做日后的替罪羊，唯唯诺诺，有的竟然还唱“天子守社稷”的高调，把急于逃命的崇祯帝放在火上烤。
而主张让太子到南方“监国”，这令人想起唐肃宗监国后登基自立、架空父亲唐玄宗的旧史，自然被崇祯所否定。到了二月间，农民军已经逼近北京，崇祯帝想跑也跑不掉了。尽管如此，崇祯帝仍未放弃求生的努力，当李自成派人劝他投降时，他始终未表示拒绝，并开了“再与他谈”的手谕，让李自成派来的代表自由上下北京城。只是由于他死要面子，迟迟下不了投降决心，结果农民军规定期限已到，大军攻入内城，崇祯帝才慌慌忙忙跑到煤山自杀了。
总之，崇被帝的真实形象实在并不像清朝官方描写的那样光彩。他的昏庸虽然表现形式与其他朝代的亡国之君有别，却也活活地勾画出了一幅腐朽的画像。明朝的覆亡固然是大势所趋，积重难返，但与崇祯的贪吝短视、昏庸无能、措置失宜也不无关系。
至于清朝愿意为崇祯帝歌功颂德，主要是因为崇祯帝是被李自成逼死的。而死于清朝之手的南明诸帝，清朝则肆意贬低，甚至干脆否定他们的皇帝身份。如果崇祯帝是被清朝军队所俘虏杀害，《明史》中崇祯帝的形象肯定不会如现在那般光彩照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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